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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“出让满洲”一事,该如何评价才算公允?

图:美国移民局档案内1904年孙中山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的图片 1890年代,孙中山仍信奉华夷之辨 上述转变,自然与清帝逊位、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。 但更重要的因素,乃是孙中山自身的“民族主义”观念的巨大变化。 在1890年代,无论是革命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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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美国移民局档案内1904年孙中山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的图片

1890年代,孙中山仍信奉华夷之辨

上述转变,自然与清帝逊位、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。

但更重要的因素,乃是孙中山自身的“民族主义”观念的巨大变化。

在1890年代,无论是革命者如孙中山,还是“改良派”如康有为、梁启超,其思想与眼界都还没有能够超出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。

不但孙中山曾高呼“排满”口号——1894年,孙氏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,宣誓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。

康、梁等人也走在“排满”运动的前列——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,与唐才常辈偷印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反清书籍,添加批点案语,秘密散发;甚至利用《湘报》公然为《明夷待访录》打广告;谭嗣同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,“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,无所爱惜”,且秘密散布《大义觉迷录》、《铁函心史》等反清禁书。康有为则教导康门弟子“注意大同国,勿注意大浊国。……大浊国必将大乱,为人瓜分,独夫之家产何足惜!”因而被御史弹劾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……

正是在这种传统“华夷之辨”理念的支配下,1898年,孙中山向内田良平说出了——“以诸如满、蒙、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,当亦无不可。”——这种话。

同样是在这种传统“华夷之辨”理念的支配下,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救亡之策。比如,1898年,朝廷重臣孙家鼐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“万端并起”,经费将如何筹措时,康回答:

“无虑,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,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,可得善价供新政用,不难也。”“以全国矿作抵,英美必乐任之,其有不能,则鬻边外无用之地,务在筹得此巨款,以立全局。”

康有为并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《日本变政考》一书中,明确建议光绪卖掉“边远之荒地”,来为变法筹措费用,“以易金钱而兴内利”。

谭嗣同也在与好友贝元征的书信往来中,主张变卖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:

“计内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,每方里得价五十两,已不下十万万。除偿赔款外,所余尚多,可供变法之用矣。”

简言之,在1898年前后,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这些走在时代变革最前端的知识分子,俱尚未拥有发端于西方的近代领土主权意识,而仍在以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来看待边疆地区。

唯一的不同是:作为造反者,孙中山可以无所顾忌地讨论“满洲”;康梁谭等人内怀“排满”思想,外走朝廷路线,言辞之间,对清廷的“龙兴之地”不得不有所回避。

1900年代,孙深受种族主义影响

1900年代,在野知识分子(无论主张革命抑或改良)吸收了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“民族主义”,掀起一场“民族主义救中国”的巨大思潮。

其开端,乃是1902年梁启超所撰写的《新史学》。梁在文章中明确说道:“提倡民族主义”,乃是“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”的必须手段。

1903年,革命党人主持的《浙江潮》杂志也大声疾呼:如果“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,则吾中国乃真亡矣!”

这股思潮,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“排满”意识。

按梁启超等人的逻辑,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,乃是因为它们是“民族国家”;中国要强大,也须转型为民族国家;转型的当务之急,则是以“史界革命”的方式,来激发国人的“民族意识”。

在这场文化革新运动中,知识界重构历史,造出了一条自黄帝而下,由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郑成功、洪秀全等历史人物组成的“民族英雄”谱系。在这条谱系中,黄帝排蚩尤、岳飞抗金、文天祥抗元、史郑洪抗清……无不切合当下“排满”之意。

梁启超甚至写信给康有为,明确表示自己不能遵从康的劝诫,是一定要“排满”的,因为“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,势不得不攻满洲。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,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。”

此一时期的革命党人,也无不是“排满”主张的拥趸。比如,在陶成章看来,“孰为中国人?汉人种是也。中国历史者,汉人之历史也。”宋教仁也宣称:“中国者,汉族之中国也。”

孙中山当然也是这股“民族主义救中国”思潮中的一员。甚至可以说,孙后来“三民主义”中的“民族主义”,即发端于这场思潮。

这一时期,孙的“民族主义”实际上等于“排满主义”。

在《民报》发刊词中,孙说:“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,异种残之,外邦逼之,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”;在与康党论战时,孙又呼清帝为“客帝”,责备康有为“忘本性、昧天良、去同族而事异种、舍忠义而为汉奸”、“保异种而奴中华,非爱国也,实害国也”,并感慨“汉人者,失国二百余年”,因“赴媚异种,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”……

“异种”两字,足见其“民族主义”中的“种族主义”色彩。

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,说出“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,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”这样的话,是一点都不奇怪的。

1906年,孙中山还曾对日人说道:

“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,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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